日本和西欧都是中国子文明，日本明治维新搞脱(2)

当中国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欧之后，引发了近代西欧哲学的出现、启蒙运动，乃至后来科学系统成形。作为近代西欧哲学的两大“创始人”，英国培根，法国笛卡尔，其“新思想”其实都是来自传教士所搬运的中国文化。中国对西欧的影响在18世纪达到高潮，法国的魁奈、伏尔泰，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，都是中国文化的狂热信徒。

魁奈依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了“自由放任”的自由市场模型，后来亚当斯密进行了系统化，写成了《国富论》。莱布尼茨根据邵雍的先天卦图的64卦排序“发明”了二进制，这是后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基石。沃尔夫则是莱布尼茨的学生和康德的师爷。康德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近代哲学家，就是因为他“发明”了“道德自律”，其实不过是儒家道德的劣质翻版。

因此，近代中国、西方、日本三文明之间，存在紧密而复杂的三角关系，应从郑和下西洋说起。

郑和的下西洋的船队是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、技术最先进的，因此，其跨大洋的航行距离，也是创历史的。

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是，哥伦布的环球航行是在郑和下西洋的60年之后，而且哥伦布船队的技术和规模远远逊色于郑和。这意味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，哥伦布可以通过跨洋航行到达中国的想法，来自郑和船队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大航海之父不是哥伦布，而是郑和。

有一位退休的英国海军军官，叫孟席斯，基于对航海图的兴趣，注意到了西欧大航海的兴起与郑和船队的密切关系。他的出发点很简单，在达伽马、哥伦布等人决定跨洋航行之前，手中已经有了航海图，那么这些图是谁画的？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，结论只可能有一个，就是郑和船队。基于对这个线索，孟席斯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追溯和大胆猜想，写了两本书：《1421中国发现世界》、《1434：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》。

郑和教育和启发了哥伦布，而哥伦布则开启了“大航海时代”，通过海路使得全球建立直接的联系，包括让遥远的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建立直接联系，从位于大西洋东岸西欧，可以直接坐船到达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国。

明清之际，西欧的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，在新教的压力下，罗马天主教教廷决定，派出传教士向中国传教，扩大势力。于是这些传教士，搭乘商船，沿着哥伦布、达伽马们所开辟的新航线，从西欧来到中国，于是中国和西方文明发生了直接交流和联系。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，西欧开启了近现代化的过程，最先是近代哲学，然后是启蒙运动，接着是法国大革命，工业革命的兴起，再接着是科学的最终形成，最后民主制度的成熟。

在直接接触中国文化之前，西欧文明也是一个混合文明：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游牧因素的混合。更准确地表述，是基督教对拥有强烈游牧野蛮习性的日耳曼人进行教化。而且，基督教和日耳曼游牧对西欧都是外传的，并非西欧所本有。日耳曼游牧因素是公元4、5世纪，随着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而传入。基督教则出现于公元1世纪的以色列、巴勒斯坦地区。

但是，基督教对西欧日耳曼游牧的教化最终是失败的，因为西欧不仅依靠暴力瓜分世界，并引发两次“世界大战”，而且还否定了基督教。

日耳曼游牧可以不顺服基督教，但是他们的文化绝无能力去否定基督教。有能力对基督教进行否定的，是17世纪开始直接传入的中国文化因素、儒家因素。此后西欧进入所谓的近现代阶段。

现在西方所流行的历史分期方法是，将哥伦布开启的“大航海”作为西方近现代史的开端，这是错误的。“大航海”只是西方进入近现代的交通条件，真正使得西方开始近现代化的，是通过新开辟的航线所传入的中国文化。

西方有学者曾经提出一个“哥伦布大交换”的概念，指的是哥伦布“发现”美洲新大陆后，美洲新大陆与亚欧非旧大陆之间的农产品的大交换，尤其是美洲的土豆、玉米等作物传到旧大陆，使得食物供给的突然增加，最终导致人口的大增长，世界的面貌得以改变。

实际上，最重要的“哥伦布大交换”并非发生新旧大陆之间，也非农业性的物质交换，而是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之间，而且交换的内容是文化。即亚欧大陆最西端的西欧于最东端的中国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，可以称之为“哥伦布文化大交换”。开启西欧近现代化历程的，就是这个“哥伦布文化大交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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